在2006年5月的大选热潮中，卫生部长许文远在工人党施压下透露政府对实行住院支付能力调查的计划。他说：

“支付能力调查本身并没错，但如何正确推行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且需要时间。三年前当我回到卫生部时，我原本雄心勃勃，我以为我们可以实施支付能力调查的计划。不过，在和人们讨论后，我想还是先推行其他的建议。只有行得通我才会推行，因为在理论上虽然是合理的，但如果实施的成本偏高。。。就不值得。。。因此，我们是否会推行，我不知道，得看看是否有行得通的主意。”

虽然部长本身有如此的顾忌，但政府于2007年继续谈论住院支付能力调查，并在2008年和各有关团体商讨该课题及寻求反馈。2008年2月15日，在国会未正式辩论有关课题时，财政部长尚达曼却在财政预算案时突然宣布住院支付能力调查已经过彻底辩论。。。也就是说已经决定并被人们所接受的政策！2008年3月3日，卫生部长掀开了将于2009年1月全面实施的住院支付能力调查的计划，包括决定支付能力的基准。

本文论述住院支付能力调查的主要辩证的论点，有关的批评和对政府提供住院津贴的顾虑以及你为何应该对这项会影响你在紧要关头时所需的医疗服务的政策保持警惕和小心应变。

住院支付能力调查的内容
目前，政府医院依据不同的病房级别提供严重病患者和住院病人医疗服务，也同时依据不同的病房级别提供病人医疗津贴。津贴率如下表所显示：

在实施住院支付能力调查之前政府所提供的医疗津贴如下：

病房级别	A	B1	B2	C
政府提供住院医疗津贴的百分比	0%	50%	65%	80%

目前，政府所提供的津贴率不依据支付能力。任何病人，不分贫富都可选择任何级别的病房并获得政府所规定的一致医疗津贴。

自2009年1月起，住院支付能力调查将影响选择入住C 或 B2 级病房的病人。你会获得政府多少的医疗津贴取决于支付能力调查的结果。你所可能获得的津贴如下:

2009年1月起施行住院支付能力调查之后政府所提供的医疗津贴

病房级别	A	B1	B2	C
2009年1月之后政府提供的医疗津贴百分比	0%	50%	50%-65%(注)	65%-80%(注)

(注)实际所能获得的医疗津贴的百份比将依据住院支付能力调查的结果来決定。

许文远部長在国会公佈将于2009年1月开始推行住院支付能力调查时的基准如下：

1.如果你每月收入低于3,200元则能继续获得像目前一样的津贴，也就是B2级病房65%，C级病房80%的政府津贴。

2.如果你每月收入在5,201元或以上，你则必须支付相等于更高级病房的收费。比如入住B2级病房者须支付B1级病房的收费，入住C级病房者则须支付B2级病房的收费。

3.如果你的每月收入介于3,200元和5,201元之间，你所能获得的政府医疗津贴的百份比则如上表，津贴率依据收入的多寡下滑。

4.至于没有收入的家庭主妇、退休人士或未成年的孩童，则根据所居住的房屋年值来评估。如果年值不超过11,000元，政府所提供的医疗津贴则如过去一样。年值超过11,000元的居所包括大多数的私人住宅，政府在提供住院医疗津贴时将把居住在这些产业的病人当成和月入5,201元的病人有一样的支付能力。

政府对住院支付能力调查的辩解以及对国人的影响
对于政府何以需要推行住院支付能力调查计划，许部長概括地提出了以下的理由：

1.政府的医疗津贴已经随人口老化而增加，但资源有限。

2.随着B2级和C级病房服务的改善，其与A级和B1级病房的差异将缩小，这将会吸引高收入者入住B2和C级病房，使低收入者别无选择。

3.住院支付能力调查促进公平的资源分配，使政府可以把津贴集中在低收入者。

利用这些理由来推行住院支付能力调查使我们费解，也令我们担忧。首先，你所能获得的政府所提供的基本住院医药服务津贴的保证己经缩水。患病严重到必须住院治疗是人一生中很无奈、不愉快的事。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長，许多国人在各项调查和对话会中，不断对是否负担得起医药费表示担忧。

可是，政府现在却以个人的支付能力来限定津贴的数目，这使两个住在同等病房获得相同服务的病人所支付的医药费可能差别高达将近两倍。换句话说，住在C级病房的医药费如果是一千元，获得80%津贴的病人支付200元，而另一个只获得65%津贴的病人则须支付350元。政府难道真的穷到必须在至关紧要的医药服务津贴上出此下策吗？

海峡时报记者Salma Khalik 在其评论中说∶“支付能力调查计划……背弃了人人都能以最低的价格获得基本住院医疗照顾的原则。

第二，支付能力调查削弱了个人对财务策划的能力。在支付能力调查计划推出之前，你可以估计自己与家人大概在医疗方面可能须花费多少钱，但在支付能力调查计划实行后，你所须支付的医药费将依据你每月的收入或所居住的房屋年值的多寡而“由政府来决定”你所应支付的医药费。况且，虽然两个人同样每月收入5,201元，但其支付能力却可能截然不同。例如一个也许有病缠身并且有亲人需要他抚养，而另一人则没有其他的负担。

因此，单凭个人的每月收入，政府真的能了解一个人在未来对医药服务的需求、奉养父母和养育儿女、或是在处理各类负债方面的担忧吗？从支付能力调查计划所使用的简单标准看来，政府似乎并不在乎这些。事实上，卫生部长曾清楚地表明过，比起“正确而复杂”的调查，他宁愿选择“不那么正确但简单”的！

第三，住院支付能力调查是个恶梦的开端。在2008年3月宣布正式实施之前的几个月，部长表示可能考虑将住院支付能力调查可获得全面津贴的标准放低，或许可能把标准定在全国收入者第五十百分位，也就等于以月收入2,300元为标准。这使国人在苦恼中、情绪化地不断推测可获得全面住院医疗津贴的月入工资标准。最终，标准是定在3,200元的月收入，让不少人感到庆幸。看来，部长在这之前所发表那些让人不安的揣测，起了影响人们心理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许文远部长在国会回复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的提问时表示，支付能力调查的每月收入标准是可随着情况而改变的，例如全国收入增加。更令我们感到不安的是许部长在早些时候也说：“短期內，多数的新加坡公民将能继续享有与现在同等的津贴而不受影响”那是什么意思？是否一旦住院支付能力调查计划被国人所“接受”，标准就会订得更严呢？我们不可忽视这个可能性，尤其是在我国面对人口老化的情况下，寻求医药服务的退休者数目将大为增加，成为政府医药开支的一大成本要素。

第四，医药费上涨可能性高。由于通货膨胀，加上医学科技的发展，医药服务价格的上涨会持续下去。随着医药费的上涨，病人所须要支付的数目即使在扣除津贴后也会跟着上升。若政府继续调整津贴标准，你将面对更高的医药费。结果，国人将同时面对医药费上涨和政府津贴减少的双重打击。

你可以接受吗？
总的来说，新加坡的医药开支以国际标准来看算是很低的。己发展国家一年至少花费国内生产总值的八到十巴仙在医药开支上，新加坡则花费大约三点八巴仙，政府花费在医药服务的开支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零点九巴仙（据卫生部提供的资料）。时下政府通过住院支付能力调查的方法来减少国人的医药津贴，是否因为政府不愿意增加医药的开支？这与目前的国际趋势背道而驰。

卫生部也知道国人一般上都不会滥用医疗服务。2004年，卫生部发布了一份资料，“国际主要医药服务的使用趋势比较”，对照了我国与其他已发展国家对重病医院的医药服务使用趋势。结果，调查显示在和各国比较下，我国的入院指数低，而住院病人也没有住院过久的情况。

卫生部对施行住院支付能力调查计划的辩证是为了“公平分配有限的资源”。意思是高收入者不应获得这有限的资源。但别忘了，高收入者也得支付较高的税款，并且在任何政府分红的计划中所得到的回扣都比别人少。真正的争论点不是高收入者在有需要时是否应获得政府的医药津贴，而是政府是否应该通过这种支付能力调查的手段剥夺国人的医药津贴？一个负责任、又有经済能力的政府是否应该提供人民基本医疗所需？

工人党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刻意作出这样的决定，使国人得面对更高的医药费负担的压力，我们为此深感遗憾。以政府丰厚的税收和真正数目被保密的储备金来推算，我们不认为保持目前的医药津贴标准会造成国家经済崩溃。

你是否感觉成了不幸、无助的受害者呢？李显龙总理不久前提供了有关的答案。媒体问他为何卫生部长须要先公开探讨可能把住院支付能力调查能获得政府全面津贴的标准定在每月收入少过2,000元，后来又逐渐调高，最后才定在每月3,200元的收入。

总理回答：“这你得去问许文远部长…我想如果他先说月入3,000元者（可以获得政府全面住院医药津贴的标淮），最终是只有月入1,500元的人才可获得（政府全面医药津贴）的话，公众就不会接受。”

由此可见政府在实施政策时，考虑国人的承受力和不至于在大选时投反对票的极限—这就是政治的基本原理和选举赋予你政治权力的明证。

杨先生和林小姐是同事。他们对政治都颇有兴趣，也对一些政策有自己的见解，但却有不同的政治理念。

有一次，在回家的途中，杨先生和林小姐看到两条小鱼被困在就快干涸的水池中挣扎着。林小姐见状，马上把它们放入她的水瓶里。“幸庆我没把水喝完”，林小姐欣慰地对杨先生说。接着，林小姐问两条小鱼能帮它们做些什么？“如果能把我们带回原来生活的地方，我们将感激不尽”，其中一条鱼开了口。“这当然没问题”，林小姐笑着回答。

“且慢！”，杨先生急促的向正准备把小鱼带走的林小姐说，“我建议让我领养这两条小鱼，这样一来它们就不会被比它们更大的鱼吞下”。林小姐还来不及反应，那条看起来较主动的鱼便说，“谢谢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还是喜欢回到我原来生活的地方过着我自由自在的生活，做我“鱼”应做的事。可以的话，我还要繁殖后代。虽然我的确可能被比我更大的鱼给吞掉，但我也无怨无悔，至少，我知道我曾经过着属于自己的真正生活，就己经满足了。但如果我跟了你，被当成庞物，失去了自由，就不是我要过的生活了”。

杨先生听了很不是味道，但看它这么坚持，也无可奈何，于是便对另一条鱼说，“你跟着我吧，我会保护你，确保你相安无事，并提供世界级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我有PAP – program and program，各种各样的项目可让你尽力发挥你的潜能”。就在杨先生看这条鱼犹豫不决时，杨先生续继说，“我会帮你付年金，确保你将能安享晚年”。这条小鱼或许担心刚才水池干涸的遭遇会历史重演，不禁开始心动。由于抗拒不了诱惑，终于被杨先生说服。林小姐于是把这条小鱼转交给杨先生，然后语重心长对这条小鱼说，“选择在于你”。于是，杨先生和林小姐分道扬镳，各带着一条小鱼往不同的目地的。

到了河口，林小姐小心翼翼的把她的水瓶浸在水中，“去吧！去做你想要做的事，去完成你还未完成的任务，愿你做条快乐的鱼，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谢谢你，林小姐，是你让我恢复自由身，让我了解到自由的可贵，非常感激你。。”小鱼感激地对林小姐说。林小姐目送小鱼渐渐游去，直到离开她的视线。

于此同时，杨先生一回到家，便把小鱼放进看来已有污垢的鱼缸。小鱼自言自语的说，“这就是所谓世界级的环境。。”杨先生听了，不高兴地说，“至少你在这里不会被大鱼吃掉！”说完，把饲料丢进鱼缸便掉头就走。“怎么答应了跟着杨先生后他的态度就前后两个样？早知道我就跟着林小姐。。”小鱼心里在想。它不禁开始感到后悔。小鱼心里有数，这一切己不可能挽回了。就在这时，小鱼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喵。。喵。。”

小鱼一看，原来是淡马锡，是杨先生所养的一只大猫。小鱼从没看过猫，因此对它而言，大猫是个怪物。小鱼开始坐立不安，因为它觉得淡马锡总是用不怀好意的眼神望着它，让它倍感压力，浑身不自在。

光阴似箭，小鱼渐渐长大，但杨先生却没有随着它的需要而转换饲料的类型和份量。小鱼终于按耐不住饥饿和千篇一律的饲料，于是要求杨先生给于不同的食料并增加它的份量。杨先生冷冰冰地说，“你每天所吃的饲料己经从过去的29元涨到33元，况且，饲料就是饲料，什么牌子都一样，只要吸取足够的养份便足以延续生命，重要的是我不会让你挨饿！”小鱼还来不及反驳，杨先生便转身与他的家人享受丰盛的晚餐去了。

过了几年，小鱼觉得空间越来越小。原来小鱼己变成大鱼，但杨先生却没有把鱼缸提升以容纳体积越来越大的小鱼。

在一个闷热的下午，小鱼实在再也按耐不住苦闷的环境和狭小的空间，便不经意使劲地伸了个大懒腰来发泄。由于力道过猛，小鱼竟然腾空翻越了鱼缸，落在地上。小鱼慌了，使劲挣扎着，就在这时，它听到“喵。。喵。。”小鱼抬头一看；是淡马锡，一步步向它逼近。可怜的小鱼知道大势已去，它不再挣扎，只是无助、瘫痪地躺在地上，不久，淡马锡向小鱼扑了过去。在刹那间，小鱼回忆起在几年前林小姐对它所说的一句话：选择在于你。小鱼悔恨当初做了错误的选择，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这时，淡马锡狠狠一咬。。。。。

杨先生下班回到家，看到淡马锡圆鼓鼓的肚子并懒洋洋地趴在一堆鱼骨旁，然后望着空荡荡的鱼缸。他心知肚明发生了什么回事，耸起肩膀，亳不在意的自言自语，“What to do, it has happened, let’s move on.”

青年团团员
23岁

背景
建雄是家中的老大，下有弟弟和妹妹。父亲是个工厂经理，母亲则在托儿所担任厨师。身为长子，父母亲对建雄的管教没有如对弟弟妹妹一样严厉，自16岁起，他就拥有体验许多新事物的自由。他为人有耐心又富幽默感，所以朋友很多。

学历
建雄在文礼小学和丰嘉中学受中小学教育，之后自淡马锡理工学院毕业，获得法律与管理学系的文凭。中学时期的他，在上课之余，也活跃于童子军的活动。与此同时，他也是一名下棋好手，曾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国际象棋比赛並载誉而归。

事业
建雄十五岁就开始在快餐店打工，之后也做过各行各业的工作。他说：“我相信一个人应该不断的尝试，才能找到自己理想的行业。”建雄现在在SMA管理学院就读业余课程，选修大众传媒学士学位。

为何加入工人党？
在2007年7月完成国民服役后，建雄有一段空闲的时间。消磨时间的方式包括上网浏览维基百科，以及其他网页。从中，建雄对2006年的大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他说：“我所居住的选区没有反对党参选，我也不必投票。也因为这样，当时的我并不关注政治。一直以来，我和父母长辈们都有同样的想法，那就是…政府会照顾我们。”

不过，近几年来的种种课题，包括部长大幅度加薪、消费税提高至7%、公共交通费的不断增长、以及将公积金最低存款提取年龄调高到65岁等的政策，撩起建雄心中的种种问号。他开始阅读网上论坛和部落格，所取得的结论是：虽然报章经常报道经济一片美好，但市井小民的生活並不一定如此美好。

网上论坛和部落格中不满的情绪此起彼落，也让建雄深思；在新加坡，生活的确越来越困难了，他觉得应该有人挺身而出，也自问与其等待其他人挺身而出，为何自己又不出来做些事呢？

他在细读了工人党的党纲后，觉得和自己的理念非常吻合，在出席了工人党每逢周一的开放日后，他在2007年7月正式成为党员。

参政的理念
建雄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政治。不过，每当他和朋友讨论政府的政策时，朋友的回应不是一脸的茫然就是：“哎呀，不就是投票给PAP罗，我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做的嘛。”

虽然建雄在不久前也持有相同的想法，但他认为：“这种想法非常危险。我希望能够帮助我的朋友认清每一张选票都是神圣的。他们应该用选票做出明智的选择，而不只是跟从父母亲的决定。”

建雄的嗜好是阅读科幻小说﹑玩电子游戏﹑和朋友一起出外看电影和卡拉OK。

青年团执委
23岁

背景
家喜从小就在一个充满关怀与爱的家庭中成长。他的父母现年四十来岁，父亲是一名制造业蓝领工人，母亲是一位把孩子的福利与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家庭主妇。他的妹妹目前在美廉初级学院就读。家喜自豪地说，“家是我的喜悦和动力，家人都佷支持我加入工人党以对新加坡政治作出贡献”。

学历
家喜在淡滨尼北小学就读，毕业后升上巴西立中学。之后,他在淡滨尼初级学院就读了两年，目前在理工学院就读休闲和度假胜地管理学。他也希望能实现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就读历史和政治学的梦想。服兵役时，他是第二步兵团的一名上士，受委为机关枪指挥官。

为何加入工人党
家喜在2006年6月正式加入工人党，过后当选为工人党青年团执委。

家喜认为，既然他决定献身反对党政治,就应该在工人党内长久保持活跃，扮演他的角色。在空闲时，他喜欢阅读，也探索现行政策的优点和缺点。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如何引起新加坡青年对政治的兴趣。

他说他希望通过参选并成为工人党青年团执委来激发年轻人对反对党政治的反思和政治的觉醒。他说：“我在21岁时就加入工人党，希望借此表明政治属于所有的新加坡人，不分年龄与阶层，参与政治应该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参政的理念
家喜坚信不应该由一个政党独霸思想的主导与指导来影响民众，它认为工人党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平台，使群众可以表达与传达他们的观点。他也认为，虽然新加坡的经济在向前迈进，但在政治上却停滞不前，这是行动党政府未能有效利用新加坡人的观点和创造性的结果，而工人党提供了他一个发表对我国未来的想法和顾虑的管道。

他总结：“工人党提供了我一个丰富和可贵的政治历程，我盼望面对更多的挑战”。

2006年6月，我加入工人党，当时我未曾思考过我周遭的朋友或同事对我参与工人党的活动会有怎样的反应和想法。对我而言，加入工人党是正确的，因为这使我能够有机会为新加坡做出一点贡献。

不过，我发现许多新加坡人并不这么想，他们甚至把加入反对党或和反对党有关联当成是一种禁忌。

记得有一天，我在巴士上阅读工人党出版的“铁锤报”时刚巧遇到我的前同事。当时他很好奇，想知道我在阅读什么，我因此把铁锤报“亮”给他看,接着，他的脸上清晰地显出了“不敢相信”的表情。接着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铁锤报，很想读一读，可是不好在巴士车上阅读，因为有很多人在看着我们”我感到困惑不解，难道巴士车上有规定不允许阅读某些刊物的吗？

然而，同样的事情又再发生了。这一次,我在前往参加党的活动途中遇见了我的邻居。她知道我是工人党的党员，便告诉我她希望看一看工人党的党报“铁锤报”。在我们步入电梯时，她很自然地轻声说：“你可以把铁锤报借给我读吗？…噢，不过请把它放入信封后才交给我。”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人，她为什么需要放低声量对我说话，并且要我先把铁锤报放入信封后才交给她呢？

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才使我了解到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在跟一群朋友聚会时，我们聊起了大选与工人党的课题。我们的年龄大都介于28至33岁之间，有些在政府部门就职，也居住在阿裕尼集选区。他们都对投票的秘密性有所质疑，并且担心他们的上司或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会发现他们投票支持反对党。

我目瞪口呆。在巴士车上碰到的伯父辈的前同事和电梯里的邻居婶婶可能因所受教育不多或对政治并不了解而对支持反对党有所顾忌。但在这里的是一群年轻和有学问的上班族，连他们对投票是否秘密也有所质疑！真是匪夷所思。我的一位朋友甚至还说，“如果早知道投票是秘密的，我就会把选票投给工人党”。

到底新加坡的教育制度教导了怎样的国民？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这些人会对任何与反对党有关联的事感到恐惧？也许他们从小就受到不正确的学前教育的教导？或许教育部应该考虑在我们的学校课程里加入“你有投票的权利”一课，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

投票是秘密的，实实在在是秘密的，这是我所获得的答案。我有幸见证了2006年大选的选票在大士焚化厂被焚化的过程，我对选票的秘密性没有疑问。

再深一层思考，假设你的上司或政府知道你投票支持哪个党,并知道你把选票投给了人民行动党，难道就会因此加薪给你吗?或者说如果知道你投票支持反对党，他们就会排斥你或撤你的职或你就没升级的机会吗？如果负责政府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委员会或你上司真的是以此来衡量工作表现的话，那么政府的所谓选贤与能(Meritocracy)的原则就是自欺欺人，也没资格当政府或上司，我们更不应该用选票去支持他们的作为。事实是，不论是政府或是你的上司，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你把选票投给哪个党。投票的过程和选票的秘密性毋容置疑，所有的选票和有关的纪录都会被焚烧掉。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还捕风捉影，心存顾忌。

在下次大选要投下神圣一票之前,我希望新加坡人先花点时间思考有关的问题，清醒清醒一下头脑。

受亚洲各地区甚至是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台湾大选终于尘埃落定。在选前或选后，我们都可以从媒体中看到大量的针对台湾大选朝野政党的各种论述。举凡从台湾的过去与今后的对内对外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海峡两岸局势等的发展动向。可谓百家争鸣，各就其说。

刚在一年多前，当台湾人民面对执政者的贪腐弊案闹得沸沸扬扬时，有人对台湾的民主似乎失去信心，更有人以为像台湾的民主要不得。抱有这种论断者所持理由是，这种民主会给社会带来动乱。是的，台湾民主政治是有过乱像，但应该说是这种乱像在民主社会发展过程中是健康的。它其实是乱中有序。因为人民还是理性的。所谓的乱，有者是离不开媒体的炒作，只见其乱，不窥其序。

事实上，同四年前比较，台湾的民主制度已是进一步趋向理性化，比过去更成熟了。在这过程中，它或可称之为亚洲民主制度的典范。这或许就是它的大选会引起世界各地关注的原因，而其发展的结果也受到了一定的肯定。至于那些说台湾式的民主要不得的人，恐怕正是心中有鬼。这种人动不动就是以一个“乱”字来恐赫人民，其目的就是要人民乖乖就范，永远驯服于专制。说别人的民主有过多的政治乱像，那反观我们所处的岛国，难道不是太过欠缺众声喧哗？任由一党独大所摆布。无独有偶，台湾的大选是二度变天，邻国马来西亚的大选也引发政治上大海啸。这些都让人感染到在人民有理性的喧哗选择下，所产生的没有一党独大，只有人民最大的民主选举。

回头来看我们这里，再过两三年又是新加坡的下一屆大选了。以目前的情况而言，由于长期以来，执政的行动党政府对异己设置了种种障碍与压制，例如自1988年以来实行的阻挠反对党获胜的集选区制度，就是一个“奥步”。其次，也是人人皆知的，在世界民主体制里少有的对媒体实行绝对的控制。在新加坡我们是无法看到媒体能像台湾的选举，朝野政党都能在媒体上分庭抗礼，发挥它们的效用。这里的媒体实际是成了执政党独霸的宣传机器。偶而可看到对反对党的切割报道，也是做个小意思粉饰。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有新加坡特色的你民我主的社会制度。

除了在政治上进行压制阻挠，在民生问题上，它在榨取之余也摆出“体恤”之心。例如在不能令人信服的理由下，强行调高消费税，加重生活费，再来搞出令人难于相信它可抵消通货膨胀的回扣或增长配套，以此转移人民的不满情绪。

政府不时通过媒体阐述它的政绩，也向海外展示它的高效率管理。既是如此，却对自己没有信心，不敢于放手给予较大的民主政治的空间，让人民有机会作出选择。行动党政府若能尊重人民的意愿，给予人民民主的空间，那在它的政绩下赢得人民的信任委托，这才会令人信服。

其实，要改变长期被压缩到一贯的噤若寒蝉，欠缺激情的政治环境，不能对行动党政府会为民主而开放存有幻想，只有靠你我的自觉性。我相信只要在下屆的大选反对党若能攻克一二个集选区，往后的选举或许就不会那么单调了。要如何打开这样的局面，完全掌握在你我手中的选票。

从现实上来看，未来一段时期，在未能形成两党政治局面下，行动党仍然会是执政党，继续它的一党独大操控。虽然我们无法看到像台湾人民应用手中选票去改变“换人做做看”的局面，甚至也不可能像邻国那样，执政党受到政治上的海啸冲击，但至少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改变行动党控制的集选区堡垒，至少应该做到“给它颜色看”。这种形势一旦实现，虽然谈不上激情，至少会在我国政治上的一池死水掀起涟漪。这种局面将更有利于人民，因为它加强了反对党在国会里对执政党的监督力量。

让我们共同努力，发挥新加坡人民的民主自觉吧！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自2007年首季起，就开始上扬。私人产业售价狂飙31%，政府组屋的转售市场也上升了17%。虽然在去年底市场有降温的迹象，但总的来说，房屋价格仍然维持在偏高的价位。许多新建的政府组屋售价提高，组屋的实际转售价格也几乎都高于估价。

日益高涨的产业价格无可避免地加重了购买新住屋者的负担，尤其是刚踏入社会工作，有意成家的年轻男女更大叹吃不消。申请政府组屋预购计划（build-to-order/BTO）下的新政府组屋是一个比较负担得起的途径，然而，由于组屋转售价格的上涨而造成对组屋预购计划的反应异常热烈，申请者平均都得等上三年才能入伙。

因此，如果等不及的话，人们往往还是被迫到转售市场购买政府组屋。

2008年2月18日报章报道，国家发展部部长马宝山认为转售组屋的价格仍然在新加坡人负担得起的水平。他指出政府已经通过住屋津贴，优惠利率的贷款和公积金房屋津贴等措施帮助国人购买政府组屋。

不过，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许多首次购买组屋的年轻人都因为溢价过高，手头现金不足而购买不起转售组屋。一间地点不太理想，低层的三房式组屋，现在所开出的溢价(Cash Over Valuation – 超出估价的额外现金）已经高达一万元。至于装修精致，靠近地铁站与市中心的高层五房式组屋，更是可以要求高达八万元的现金溢价。

马宝山部长指出“近期向当局购买新组屋的国人，大多只利用每月家庭收入的20%来偿还房贷”。这一点並没错，但他随后说人们不必拿出现款来买屋，却不完全正确。在政府现有的种种协助国人购买政府组屋的政策中，并没有针对溢价的措施。对负担不起高溢价的买主来说，再高的购屋津贴也于事无补，因为一没现金支付溢价，屋子就买不成，甭谈享用政府所提供的津贴。

因此，有人建议放宽津贴的条例，将溢价包括在房地产贷款的上限之内。不过，这么做的冒险是国人或许会在不慎重考虑是否能够长久负担得起每月更高昂的贷款偿还数额的情况下，购买更大间，更贵的组屋。

我认为，政府应该慎重考虑的一个建议是把现有的公积金房屋津贴转换成一定数额的现金津贴以让买主在购买组屋时可以有能力支付组屋溢价。这笔现金津贴可先由建屋局扣押，在买主选定了组屋，并签署了购买的文件之后才发放给买主。

这种做法和公积金房屋津贴有异曲同工之效。现金津贴帮助买主减轻溢价的负担，公积金房屋津贴则帮助买主减轻组屋售价的负担。如果溢价还是比现金津贴的款项来的高，买主就得自掏腰包支付两者间的差距。如果现金津贴高于溢价，剩余的现金津贴则转换成公积金津贴来支付组屋的售价。若买主购买的转售价格低于估价，津贴则以公积金组屋津贴的形式减轻买主对组屋售价的负担。

总的来说，政府如果能够允许公积金津贴转换成现金津贴来支付日益高涨的溢价，将会使国人，尤其是手头上现金不足的年轻男女，更有能力购买组屋。

[作者陈健辉是后港选区委员会的助理秘书，他是名房地产经纪人。]

马士沙拉末逃脱的报告书终于出炉了。

报章刊登的是经过了小心删剪后的部分内容。这是调查委员会尽了很大努力的成果，实属难得。报告书的内容虽然有些因为涉及内安局的机密而无法对外公布，让公众疑点重重。然而在公布的部分，却也暴露了内安局拘留所是个充满搞笑的部门。而且搞笑水准还真比电视台的搞笑行动要高出好多好多。。。

以下几个疑点既不是机密也不敏感，但报告书却没有加以解释或提出批评以及向相关单位提呈建议。

1.厕所窗口没用铁花封死，那是因为装修商“误解”了。一个吃装修行业这行饭的，竟然可以听不懂装铁花这种小事而误解。

2.事件报告上去就更精彩了，上头指示把手柄锯掉。这是一个重要保安单位官员正常的反应与决定吗？以前的皇帝为了害怕众多妃妾给他戴绿帽而规定所有进入皇宫工作的男性都得阉割当太监，这很相似，很有创意。

3.闭路电视正在测试中，还没有投入操作，所以拍不到逃跑的过程。请问如果拘留所大门的守卫临时闹泻肚子而必须上厕所，这可以拿来当“没有人看守大门”的理由吗？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装台临时备用的闭路电视有困难吗？这应该要比找人临时顶替看守大门来得容易吧。难道政府不断的调高公务员薪金就是怕这种人离职不干吗？

4.无法拍到逃跑的过程，所以委员会发挥惊人的想象力。从报章刊登出来的图像说明，推测马士沙拉末是爬上一个密封有盖走廊的顶，再飞跃篱笆。拘留所一般篱笆的高度大约2.5米到3米，顶端加有刺铁丝网。从报上看到的图片，一个人要以站住的姿势顺利从3米高降落在结实的地上都有困难，一个脚有残缺能办得到而且不受伤甚至还能继续逃跑，真是奇迹。

5.报告书两次强调，马士沙拉末在换衣服及上厕所时，两度离开守卫的视线。拘留所的硬件管理这么糟，视线却成了借口。

6.报告书肯定了警方和内安局事后的反应行动是及时的。政府也为警方没有出动警犬是因为当时人多，狗干不了事，作为辩护。但我们却在第二天从电视上看到很多军警人员带着警犬做寸土搜寻。最令人遗憾的事，委员会是否忘了警方为何不出动直升机从空中侦察追踪？难道又是以“油价高涨”为借口放弃这项行动？

除了逃马事件，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两年来内政部出了多少差错。前年中国女童黄娜命案中的卓良豪轻易的就从关卡走出去。去年把一名囚犯拉去打错鞭数。今年则是头号重犯马士沙拉末逃到连过程都没人知道，需要以推测来解读。这三个不同的单位都属内政部所管。阿豪逃走，相关单位表示要确保类似事件不重演，请问马士沙拉末逃跑是不是“类似事件”还是更严重？受鞭刑犯人可以挨错鞭数，然后拿纳税人的钱去赔偿。有谁敢保证不会有一天，不是死刑的犯人也像装铁花锯手柄一样，被糊里糊涂的推上绞刑台“正法”？到时怎么办？这一连串的严重错误难道还不足以成为一个撤换最高负责人的理由吗？

总理在为内安局局长和部长辩护时说：“他们曾经为国家的安全作了很大的贡献，功不可没。”请总理不要忘了，他们领取的是高级公务员的薪水，部长甚至是百万元年薪，难道不应该把份内的工作做好吗？一个医生曾经救过很多人的性命，难道他就可以疏于职守医死人吗？他能说这跟他救活的人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吗？过去的贡献功不可没吗？

今年接二连三的天灾，在缅甸开了头炮。强力的龙卷风夹带着大量的雨水造成许多城乡镇被淹没，死伤惨重，许多人无家可归。但由于缅甸军政府封锁新闻，也不让外国记者入境采访，人们对真正的景况所知有限。从有限的新闻报导看来，我们所看到的惨剧只是冰山一角。

国际社会和各个非政府组织站在人道的立场撇开缅甸军人政府过去的种种恶行，纷纷伸出援手，自动自发，满腔热忱扣门要前往赈灾但却料想不到被缅甸军政府赏了闭门羹。更绝的是军政府把其所要通过的国家宪法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不论天灾如何折腾人，死了多少人，还是要人民继续去投票以确保其起草的宪法如期通过。看来似乎伟大，为了民主进程不顾一切，说穿了也只是为了军政府以后能有一个较体面可以面对国际社会的面罩。

其实，这种不分轻重、本末倒置的做法也正暴露了这个统治政权的真面目，草民的命不重要，保住政权最重要。如果想问这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其良心何在，他们也许会堂而皇之地告诉你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如期投票通过宪法以取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我们必须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不能在外国施压下大开门户,让外国人随意进入灾区；更何况，人民应该吃得起苦，自力更生，不能让人民养成依赖外援的习惯，以免破坏了辛勤劳作的价值观等等……这些大道理听起来也耳熟能详。

因此，我认为，如果不讨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民主的准则，单单衡量一个政府好与坏的基本指标就是人民的生活和一个人的生命在政府的眼中到底有多重要。如果人民从年轻到老都必须在生活线上挣扎而得不到政府的援助以能有喘息的机会，如果到年老病弱时还得面对医药费没着落或因医药费会成为家人的负担而干脆不求医，如果政府医院的医生必须劝请或向年老病人的家属施压别把病人送进加护病房以免浪费政府宝贵的有限资源；我想，对人民来说不论这个国家是否富有，或者有多少储储备金做为后盾，也不论这个政府是否属于世界级；这一生的付出，落得如此下场，这一切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当我在2007年7月加入工人党时，家人并不十分支持我的决定。我的祖父母甚至奉劝我退党以免生惹是非。这也许就是大多数新加坡人的心态，当问题牵涉到反对政府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怕惹“麻烦”而拒绝坚持自己的信念。

不过，我在加入工人党之后唯一碰到的问题是在用生物认证系统的护照进入马来西亚时出现故障，但这跟我在工人党的活动又丝毫没丁点关系。我的生活依旧，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当我告诉我的亲朋戚友我是工人党的一份子时，他们大都对此感到震惊。但是，和我的家人一样，他们看到我入党好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不好的事件发生，也就渐渐接受了；甚至还好奇地问我对政府的政策有怎样的看法和期待，其中也有向我询问如何才能加入工人党的。

然而，为什么对反对党政治的这种固有的恐惧感会存在呢？也许是60年代政府主导的茅草行动所引起的后遗症吧！当年，有117名反对党成员及工会领袖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逮捕，他们当中有的在未经法庭的审讯下被囚禁了长达17年之久。身为社会主义阵线的党员暨前国会议员谢太宝则被拘留了长达32年。

事实是，尽管新加坡声称自己是“第一世界”的民主国家，许多人都知道我们的媒体所支持的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许多时候，媒体的覆盖面和舆论的支持都向执政党倾斜。举例来说：报纸和电视台常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报导这个执政党政府的生气勃勃，描绘新加坡前景的大蓝图，吹捧它是一个能干又清廉的世界级政府，而不仅仅只是个关心人民的政府。

然而我所知道的是，好些政策并不受新加坡人欢迎。不过，你是否注意到这些不满的情绪和言论都难以见报呢？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许多新加坡人在互联网和博客中吐露各种各样的不满，也有公开地在新媒体中表态支持反对党的。但我认为，仅仅在网络上发表个人的观点和支持是不够的，应该付诸实际的行动，参与政党政治以便为我国的民主进展尽一份力。

对我来说，加入工人党是希望能为国家做点事。如果能跨出第一步，你将会觉得其实恐惧只不过是自己吓自己。